曹渡帆，朱德全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类型化和职业教育信息化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构成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主流概念。然而，当前不同主体在解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时，对一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理念的认识充满了歧义甚至误读，导致概念使用含糊。为此，亟须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本真内涵进行诠释与重构。当前，“职业教育类型化”话语的“落地性”不足；“职业教育现代化”话语的“反身性”匮乏；“职业教育信息化”话语的“原创性”薄弱。基于此，要澄清与揭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内在共性与个性差异，并从本体、认知、价值和方法四个维度，丰富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涵、突破话语体系的认知局限、满足话语体系的价值诉求、构建话语体系的框架范式，以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实践转向。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类型化；职业教育信息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十四五”期间国家改革发展的重点条目，决定了未来五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立场。一幅全新的教育图景在全社会对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期待中渐次展开，“高质量教育”成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话语。其中，“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构建”作为重要的政治和学术议题，成为众目关注的聚焦点。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时代省思
早在2019 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就提出，职业教育要实现“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的转变；2020 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标志着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更是具体描绘了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蓝图。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下，一部分学者分别从产教融合、双高计划、职教本科等维度，对“职业教育高质量”进行了概念的外延讨论。还有一部分学者将“职业教育高质量”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认为“职业教育质量”是“职业教育的若干固有教育服务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而职业教育高质量在于职业教育能满足个体日益多样化的技术技能发展需求、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类型地位、能为学习者提供国家认可的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能帮助学习者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或使其具有可持续的就业能力、能为任何一个想接受职业教育的个体提供机会与适切的教育。
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政界、学界乃至普通大众都带着各自不同的旨趣立场纷纷进行了立体层次、多元纷呈的探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日渐充盈。基于此，一方面，本研究通过共时性分析，对2019年以来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有关的政策文件、CSSCI期刊以及权威报纸发表文章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职业教育类型化”“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信息化”构成了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关键术语与核心概念。另一方面，通过历时性分析，对三大主题词追本溯源，力求澄清“职业教育类型化”“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概念缘起与本真内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在解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时，不同主体总会对“职业教育类型化”“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信息化”夹杂一种认知混淆、理解冲突成分在内的困惑和不解，导致对概念的使用含混不清。不同的话语体系意味不同的实践路径，如果学界乃至决策者对这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理念的认识充满歧义甚至误读，势必导致理论研究难以满足实践需求。为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至少在现阶段面向“高质量发展语境”时，必须要有一个本质化或相对理论化的共识。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诠释与批判
（一）“职业教育类型化”话语的“落地性”不足
早在21世纪初，“类型”一词就介入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领域。2005年，欧阳河在回应“职业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就直接表明了“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的观点。2008 年，姜大源在论文《职业教育：类型与层次辨》中指明：“只有清醒地把握自己的类型定位，使职业教育在系统结构上成为无法替代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才能够发展。”尽管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但受制于早期职业教育发展现实的影响，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还是“层次教育”的学术论争持续不断，其类型定位的问题根本上没有得到解决。直到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首次在政策文件上为现代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定性。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接踵而至的政策方案都将职业教育类型化作为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至此，“类型”二字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何谓“类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类”是指“很多相似事物的综合”，“型”是指“铸造器物用的模子”，“类型”被解释为“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所谓“类型”即某种事物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他物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从更深层含义来看，类型实则是由实体、对象、特征、关系、一致性、不一致性及描述七个要素构成。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本质是职业教育使自身类型要素齐全，类型特征能取得普遍意义的过程。因而，职业教育类型化在外延上包括了培养目标类型化、课程内涵类型化、办学体系类型化、管理制度类型化等。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类型化”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关于“职业教育类型化”的内涵意义，学者们见仁见智。代表性的如徐国庆认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确立就是要保障其在学理基础上，拥有技术知识内容的独立性、技术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技术知识来源途径的多元性；在实践方案上，要确保职业教育体系稳定，理顺职业教育的内部衔接通道，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管理职业教育，确立技能型人才所应有的社会地位。李鹏、石伟平认为：“职业教育的类型化改革是‘大职教观’视野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必须从模仿普通教育、追赶高等教育转向应用性的类型化特色发展。”尽管两者在表达上大相径庭，但其意义大同小异，他们均道出了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本真所在，即职业教育类型化就是其充分展现自身属性特征，进而彰显出与其他教育类型的“种差”的过程，这要求职业教育要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教育体系。
综上，可以总结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本体特征。其一，职业教育类型化是职业教育“名分”的独立。“名分”的独立意指职业教育并不是普通教育的一个层次或普通教育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因此，在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中不能混淆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界限，要在法理上为其立论与正名，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的名分从“层次”走向“类型”。其二，职业教育类型化是职业教育“身份”的独立。身份独立意味职业教育要有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外在标识，这种标识是衡量不同事物的准则。那么，职业教育在类型化的过程中就要注重对“双师型”队伍、“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与“德技并修”的育人机制、“1+X”证书制度的建设发展，促使职业教育身份从“依附”走向“独立”。其三，职业教育类型化是职业教育“地位”的独立。所谓的地位独立就是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教育系统中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存在孰重孰轻、孰高孰低的问题。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功能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技能型人才要与学历型人才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声誉。遗憾的是，尽管职业教育类型化的话语体系在 2019 年后被凸显充实，促使职业教育在“名分”上走向独立，但这些话语体系以应然层面的“完备律”掩盖了从应然走向实践的“因果律”，而从应然到实然的话语逻辑与实践诉求并未真正显现出来。一方面，这是因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的，而“职业教育类型化”正式在政策文本上被提出的时间是较为短暂的。因此，相关话语体系多是对政策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另一方面，由于当前职业教育类型化的研究多是形而上的思辨范式，实证范式较为少见，所以相关研究不能准确反映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出现的本原问题。
（二）“职业教育现代化”话语的“反身性”匮乏
“现代化”介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在时间上比“类型化”来得早，相关研究也更为丰富。自 1993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后，不少学者就纷纷开始将“职业教育”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1996 年，陶西平在《求是》刊登的论文《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就阐述了“职业教育是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它的任务是培养应用型、技能型、成品型的劳动者”。随着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成为当前及今后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战略任务，也成为近年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热点。
事实上，“现代化”原本是社会学惯用的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特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向更先进的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转变的过程。在教育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教育现代化是指与教育形态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在“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基础上，“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意蕴不难得出。代表性的观点如李兴洲认为：“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其现代性特征的外化，现代性是职业教育自工业革命以来所体现出来的显著特性，而这也正是现代职业教育不同于传统职业教育的根本表现。”那么，职业教育的现代性表征又是什么呢？周明星认为相比于传统职业教育的“社会性、职业性与生产性”，现代职业教育具有“中介性、适应性、产业性”三大特征属性。关晶认为职业教育的现代性体现为“与经济体系联系紧密”“与普通教育体系等值融通”“内部层次完整、衔接顺畅”“体系充分开放”。可见，内涵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是职业教育拥有现代性特征属性的过程。在外延上，“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等构成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主流话语。
基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本体特征如下：第一，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管是基于新技术推动下职业教育外在形式的现代化，还是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在发展定位、价值理念及具体改革层面的现代化，其目标指向都在于秉持一种全局观和整体观，由外向内实现职业教育在系统结构上的协同并进与高质量的内生发展。第二，职业教育现代化具有多义性。作为一个概念框架，职业教育现代化在解读上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而这种指向性在于对“职业教育现代性”的理解，“职业教育现代性”作为一个静态目标，既可以表现在职业教育的目标、课程、知识、专业等内部结构上，又可以表现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管理、评价、督导等外在体系上，还可以表现在与职业教育具有外部联系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第三，职业教育现代化具有可增生性。“现代”代表为一个时间阶段，“现代化”则代表时间尺度上的进步。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职业教育现代化将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尽管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现代性”既代表着进步，又内在地包含着风险性。在梳理相关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当前绝大多数话语都容易把职业教育现代化窄化地理解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唯一进程，并单向度地讨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积极功能与进步意义，进而忽视了职业教育现代化所隐含的风险性，缺少了反身性的话语体系构建。事实上，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内生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新工作的出现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挑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将面临着更多未知的外部风险。因此，未来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矛盾的转移，在构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话语体系时，有必要带着批判性的目光加以修正，并彰显出话语体系的反身性。
（三）“职业教育信息化”话语的“原创性”薄弱
21世纪后，“职业教育信息化”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教育信息化”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高调复兴直接相关。自2010年起，相继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皆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建立、普及、提升和变革教育信息化的目标，职业教育信息化更是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
对“职业教育信息化”的透彻阐释绕不开对“信息”与“教育信息化”的准确理解。广义的信息是指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表征；狭义的信息则是在广义信息的基础上加了数字化表征的、与信息技术关联的约束限定，而信息化中的信息主要指向的是狭义的信息理解。祝智庭认为：“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全面地运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信为基础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于正在到来的信息化社会对于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在此定义中，教育是否具备信息化隐含了三项判别标准：第一，是否全面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第二，是否促进教育全面改革；第三，是否满足当前社会变革的需求。针对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概念，代表性的观点如范如涌认为：“职业教育信息化就是职业教育的师生在基于网络环境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技术来推动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和发展，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满足时代和社会需求的过程。”其中，“互联网+”、翻转课堂、人工智能等都是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外延概念。
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本体特征可归结如下：第一，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是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基础与前提。除了教育者、学习者与教育内容三个要素之外，职业教育信息化则是在这三个要素之中引入新型的信息技术资源，将其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第二，职业教育信息化具有外延性的特征。外延性指职业教育信息化并不是职业教育自身的单纯革新，而是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总系统，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素质提高、治理水平提升、现代化发展有帮助。第三，职业教育信息化具有全息性的特征。全息性说明职业教育信息化就是职业教育要素与信息技术全面深度地融合，它贯穿于师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它涉及了职业院校的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等领域。然而，本研究在梳理分析这些话语体系时发现，一方面，相关话语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时间阶段性特征。随着时间推移，更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产品和资源将被不断更新迭代，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活性释放了巨大的解构与重构性力量，可职业教育信息化话语体系还在按既有的惯性、范式运行，话语体系的外部性的巨变与话语体系内部的相对滞后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另一方面，相比于普通教育信息化，职业教育信息化在学术倾向上总会被摆放在弱者地位，隐含于教育信息化的话语体系内。职业教育作为典型的技术教育，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中将会产生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可是，信息技术与“工厂空间学习”“复合型人才培养”“操作车间情景模拟”等话语却没有真正参与到职业教育信息化的价值生成空间中。
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特质澄清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内在共性
从构词法来看，类型化、现代化、信息化三者在本体词根之上都以“化”作为后缀词。“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为“状态”“程度”“阶段”等意义。如果说职业教育的“类型”“现代”“信息”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静态目标概念，那么“类型化”“现代化”“信息化”则更多表达了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而有待去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是形成而非形态。三者都表明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各要素正在不断地对改革的新环境和新变化做出调整和适应，相比以往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
从时代背景来看，三者共同诞生且发展于我国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转型期。从宏观背景而言，从“十三五”时期迈向“十四五”时期，为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亟须加快转变经济生产方式、调整产业发展结构、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作为与区域经济有直接关联的职业教育，以“类型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必然是其紧扣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的战略选择。从中观背景而言，我国一直致力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是在战略层面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完成从职业教育大国迈向职业教育强国的目标。不管是高职扩招百万、“双高”计划，还是职业教育高考、职业教育本科等，这一系列针对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变化，都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春天来临，为职业教育信息化、现代化与类型化的话语体系发展提供了现实沃土。从微观背景而言，当前我国要从人力资源大国跨越到人力资源强国，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层次将整体性提高，因而职业人才要在能力素质上实现根本性的提升。那么，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必然要求职业教育要突出类型化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变，提升信息化能力。
从指向意义来看，三者的价值旨归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职业教育类型化、职业教育现代化与职业教育信息化都是在国家强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提出的。它们均着手对职业教育内部各系统、各要素的改革，着眼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市场就业、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素质、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等。尽管三者拥有不同的着力点和发展要素，但其终极目标一致。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个性差异
词根构成上的差异，暗示职业教育类型化、现代化、信息化在词义上也应该具有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反映了三者背后的学科立场差异。职业教育类型化主要站在类型学的视域，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以类型学作为话语体系立论基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独立存在，而且这种类型具有与普通教育等值的效果。那么，类型学的定位也就指明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向必然是在教育的起点、目标、内容、过程、结果、评价等各个环节拥有与普通教育不同的体系框架。职业教育现代化主要站在社会学的视域，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它主要是从社会变动方式着眼，立足于“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基于此，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实则是对在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性属性作出的界说。不同于职业教育类型化可被定性，且具有可实现性。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消失又不断再生的话语。职业教育信息化主要站在技术学的视域，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在技术学视域下，“资源”是一个重要的话语体系，以“资源”为话语核心的职业教育信息化意指“以媒体为中心的发展”。在这种立场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向是要将现代技术全面深入地融入职业教育的体系与模式中。相比于职业教育类型化和现代化的宏观性话语，职业教育信息化的话语聚焦更为明确，也更具有实践性和开发性。
从逻辑层次上来看，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层次要高于职业教育类型化与职业教育信息化。职业教育类型化和职业教育信息化分别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在某个发展阶段上的规划状态和目标。职业教育类型化总被视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子工程，而职业教育信息化则更像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手段或特征。另外，职业教育类型化相比职业教育信息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表达。职业教育类型化追求的是职业教育整个教育系统的独立形态、包括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模式、机制、制度、性质、内涵等。然而，职业教育信息化更多指向职业教育内部的微观系统，如“三教”改革、队伍建设、效益评估等。为此，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类型化的逻辑层次要高于职业教育信息化。
逻辑层次的差异框定了三者的内涵幅度及实践界限。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现了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指南。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直接体现了现代职业教育外部适应性、内部适应性和系统协调性的特征指标，可见其实践界限不仅放眼于内部教育系统，也放眼于外部社会系统。职业教育类型化体现了中观层面的实践建设策略。相比于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类型化更注重从实践层面解决问题。如 2019 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时，又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还存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为此该方案将职业教育类型化作为一种实践改革举措。因此，其在实践界限上更多指向职业教育的内部体系。职业教育信息化体现了微观层面职业院校的改革发展。2017年教育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将“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快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提升师生和管理者信息素养”等作为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点任务。可见，其重点突出了职业院校内部资源和基础的信息化建设。因此，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内涵幅度相对聚焦，其实践界限也相对较小。
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实践转向
（一）本体之维：丰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理论
首先，要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从概念的确定性转至概念的多义性。面对世情、国情、社情、行情、学情发生的深刻变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能只是一个自上而下被动给定的概念，而是要以时代和社会需求作为话语建设的依托，让话语概念建立在自发性而非接受性上，促使其意义具有可增性，只有在此过程中，才能不断地跳出原有话语的“藩篱”，甚至生成更为新鲜的话语体系，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改革。其次，要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突破传统的抽象形式。不可否认，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多是基于应然式来进行建构的，缺乏一定的落地感和实践感。那么，在建构职业教育高质量话语体系时，相关主体必须要扎根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实践，为其概念内涵提供现实案例的支撑，实现话语体系从形而上的“元理论”到贴近实际改革过程的理论发展趋势。最后，要凸显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差异性。一方面，要不断强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部话语差异性，要进一步明晰“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类型化”“职业教育信息化”等话语的个性特征，促使内部话语“求同存异”与“差异融合”；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外部话语的差异性。不管是在政策文本制定，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不能生搬硬造普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框架，而要实现自身的话语自觉。
（二）认知之维：突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界限
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认知，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经过对话语认知边界的不断突破，形成某种自我认同与意识自觉。一方面，研究者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的认知不能局限在教育学视野。随着时代的日益革新和社会众多问题的复杂化与综合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域会变得愈加广阔越来越大。正如类型学、社会学与技术学的介入，足以表明以教育学作为基础和参照，不能完全体现高质量发展赋予职业教育教育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充的可能性，也无法涵盖全面的主体话语。因此，相关主体在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话语体系时，要注重发掘各学科之间的理论资源，运用多学科的认知模式分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比如要融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话语、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学话语、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育学话语等，促使各个学科之间形成合力，构建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另一方面，相关主体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建构要突破西方话语的主导。“信息化”“现代化”“教育类型”实际上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话语概念。未来研究必须要突破传统的西方话语局限，研究者要以中国职业教育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事件和情景作为话语认知的突破口，及时对我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判断进行全面系统性的分析。
（三）价值之维：满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诉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价值根植于时代，也面向于时代。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诉求上，随着我国进入一个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新技术等不断涌现，职业教育生态被不断重塑，国家和人民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了更高的诉求和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因而相关主体在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时，要及时关注外界变化与未来趋势，把握住职业教育系统自身发展的逻辑与社会市场需求的交汇点，抓住新时代特征以及新时代下国家和人民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话语能力，让每一个词语都能生动反映出职业教育在理念、功能、要素、结构等层面的多方位变革。在学科发展的价值诉求上，职业教育无论是在实践建设还是理论发展上，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都要晚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样的学科不均衡发展也导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总是隐藏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之中。那么，相关主体在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进行构建时，不能直接接受或被动接受“他者”话语，而应结合自身的特点与现实境况，去改造和批判地借鉴“他者”话语，相关主体也要相应地注重处理好职业教育话语与普通教育话语之间的关系，注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的学理性阐发和理论自觉。
（四）方法之维：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范式
相关主体要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所处实践的变化基础上，自觉在话语体系构建中推进方法范式的转换，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要构建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系统性范式。话语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符号体系，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在于各主体要不断地对相关理论进行“提纯”，从应然层面厘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什么、如何做、为何做等问题，做到用高度的理论敏锐性和实践经验性，系统提升和整体建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找到富有新生命力的逻辑起点。二要构建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实证范式。相关主体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的构建中，要注重“实践参与”的重要性，要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中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以数据和事实反映职业教育现代化、类型化与信息化的实现程度与实践困境，发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事实与规律。三要构建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反身性范式。不管是职业教育现代化，还是职业教育信息化与类型化，三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具有进步意义和风险意义的二重性，在确定性的发展目标下，又暗含不确定性的后果。因此，相关主体要从对话语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实践情境的解释，凸显“改革走向生活”的特质，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话语意义具有一定的社会共识。
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