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论析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和一个问题：什么是通识教育？研究生阶段需要什么样的通识教育？

关于通识教育，国内外诸多学者都曾试下过定义，但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能让教育学界普遍认可的结论，而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研究热情。纵古观今，通识教育从被认识到接受再到施行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继十九世纪初叶，美国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 帕卡德（A.S.Packard） 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之后，一些研究学者便将其性质界定为高等教育的一种模式，或是一种大学理念，甚至将它看作与专业教育相对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无疑都是舍本逐末思维下的断章取义之解。

过去大量的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告诉我们：通识教育，它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宗旨是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高尚情操的人。通识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和掌握必备知识、技能，发展全面的人格素质与广阔的学识视野，不仅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而且智力、身心及品格各方面均能协调发展，不仅独立思考、擅于探究和解决问题，而且具有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务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一言以蔽之，通识教育，起于知识、原理，终于能力、素养，彼此贯通。

由此可见，通识教育并非局限于学校教育的某个特定阶段，其要实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宗旨也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根据不同教育培养阶段，通识教育具体的实施方式和培养目标也必然表现出层级特点。相较于基础教育阶段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讲授，专业性突出的研究生阶段的通识教育则应当侧重培养学生掌握贯通学术知识的本领、创新研究的实力、健康的人格素养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至于高校重视研究生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论析。

二、高校纯粹单一专业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人才输出的结果上表现出了不期而然的局限性

谈及研究生教育，人们通常脱口而出的两个字：专业。诚然，无论是从实践经验还是理论研究，研究生阶段的确进行的是专业性教育，而且是专门专向专心的窄口径教育。为了力证当前教育模式的合理性，支持者甚至可以将《高等教育法》第二章第十六条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学业标准搬出来堵住试图辩解的异音。

殊不知，《高等教育法》在第一章总则里就明确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就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的这四十年来看，实际培养质量与设立目标还存有一定的差距。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实交际生活中，“不会聊天”的高知俯拾皆是。烫金的履历，满肚子墨水，但到具体生活情境中，要么抓耳挠腮无法置喙，要么竹筒倒豆子般一堆专业术语，把知识背景不同的对方搅得云里雾里。再如，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引发的国内盐荒闹剧，一些不明其理的研究生也在父母的殷殷叮嘱下光荣地加入了熙攘的囤盐大军，且不说他们抢到手的是不是碘盐，但盐股那段日子在证券所里的光辉业绩倒会给他们的倾力投资记上灿烂的一笔。

在国家猛抓经济建设时期，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端应用型人才，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小到高级知识分子为胶原蛋白面膜交智商税的细节生活，大至某某教授身陷学术不端旋涡的诚信问题，以及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因科研瓶颈或论文答辩失败而选择轻生等等。在种种类似现象背后，我们不得不正视当前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存在的漏洞现实，但这并不是要全然否定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教育转而投向通识教育的怀抱。

放眼全球高等教育风向标的美国，作为世界遐迩闻名的研究型高校，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案例表明了，通识教育在不挤占专业教育时间的同时还能促进学生研究能力的提升，专业教育搭上通识教育才能产生高质量的顶尖研究人才。近代学术大师钱伟长曾说：“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能遨游各个知识领域并为我所用的人。”鉴于此，重视研究生阶段的通识教育可以在较大的程度上弥补专业教育带来的不足与局限，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通识教育的实施，二者间的科学结合，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成高等教育培养任务与目标的达成，此乃其一。

三、高校对研究生阶段通识教育的态度，反过来也影响了本科生的培养质量

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2017 年）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机构）研究生在校人数总计 2,639,561 人，研究生培养机构 815 所，其中普通高校占578 所，拥有在读研究生 260,8029 人。也就是，约70% 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在同时承担全国本科生以及近99% 在读研究生的教育任务。

尽管各个学科研究生教育在具体培养目标有所差异，但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其录取要求及培养指向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影响了本科阶段的教育重心。

在现实教育实践中，高校里设置的通识课程多集中间本科生培养的前两年期间，并且多以学生自由选课、老师传统讲授的方式呈现，考核标准较专业课程而言明显宽松，直接导致学生在潜意识里将通识课程仅仅看作能够获得学分的手段，而不去思考这类课程会给他们的能力培养和人格塑造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此，原本旨在将自然、社会、人文学问融会贯通的通识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却日趋形式化了。在这场无言硝烟中，幸存下来的政治课和英文课也只停留在背诵口号与刷分考级的浅面。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阶段，人才竞争日益激烈，本科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已逐渐不能满足自身社会立足与发展的需要，为此，无论是为形势所逼，还是自我提升需求，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进一步读研。而这，也是大多数高等院校在新生一入校园就反复灌输的思想。从这一层面来说，研究生的录取资格无形中成为了本科生学习和努力的方向。顺向而言，若是研究生高校在录取时加重学生综合素质考核的比例，在培养过程中注重“专”中有“通”、以“通”促“专”的能力要求，那高等教育输出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就真正指日可待了。

四、高校重视研究生通识教育，探索研究生培养新机制，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重要环节

为打好新形势下人才强国保卫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十九大后，党中央正式启动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以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为主线，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明确提出要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体系，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探索建立政治过硬、行业急需、能力突出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机制的具体要求。而如何结合通识教育的优势深化研究生机制改革、探索新时期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便是每一位高等教育管理者、实施者以及参与者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迫切课题。

    在这一点上，世界高水平大学进行的革新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尤其是专业-通识教育思维指导下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比如，为更好顺应研究生教育跨学科趋向、推动学科间交流与合作以及培养学识丰富的创新型人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造了以项目制推动研究生跨学科培养的模式。通过设立诸多跨学科的合作项目，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意愿，开拓学生视野、锻炼其多角度思考的能力。再如，为应对博士生培养中面临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学科制度危机，以哈佛大学为首的世界著名高校开启了跨学院联合培养博士模式的探索，创设了“教育哲学博士（DoctorofPhilosophyinEducation）”、“系统生物科学博士（thePhDofSystemsBiology）”、“法学和哲学联合博士（theCoordinatedJD/PHD）”、“ 教育领导博士（DoctorofEducationLeadership）”等学位项目。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培养经验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我国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也不会容忍这种赤裸裸的复制。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发展发挥专业素养。高等院校作为与大学生最近的引导者，正确的引导大学生，避免因不良的生活方式而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让他们健康成长，为祖国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后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