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菊梅 周 婷
摘 要：师德是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教育旨在培育“教育爱、责任、智慧”等多重意蕴的师德观，提高“学科整合、信息洞察、人机协作”等专业师能，涵养“终身学习、扎根实践、勇于创新”等师德精神。人工智能时代开展师德教育存在如下困境：师德培育的主体角色“迷失”、师德内化的客体内容“空泛”、师德涵养的关系文化“消解”、师德考核的评价模式“量化”等。为突破此困境，从内外联动提高师德教育的时效，实现教师德性的内化，须树立“协同式”大教育观，更新师德教育价值取向；立足“智慧型”校本实践，统整师德教育课程内容；建构“关怀型”文化，重塑师德涵养的文化生态；健全“分层式”管理，优化师德考核的评价机制等策略。
关 键 词：人工智能；师德教育；困境；路径
2019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推进师德师风建设任务等主张，以此勾勒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格局。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工具突破了传统学习空间、资源、平台以及思维范式的限制，有利于促进教师职业道德“专业化”、提高师德修炼“自觉化”、实现师德研修“泛在化”等，为新时代师德教育的格局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和契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师德教育形态融合的过程也迎来了相应的困境与挑战，师德教育实践展开困难重重。基于此，本文试图厘清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的时代内涵，探讨智能技术介入下师德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突围路径，以期在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的教育环境生态中培育教师良好的德性与德行。
一、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的内涵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从事教育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师德发展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教师须遵守职业道德“底线”，即教师从事教育劳动过程须遵循国家法律政策条文规定的道德行为准则与规范。如 2018 年教育部出台的《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提出教师要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爱护学生等方面的细化要求；2020 年《教育部曝光违反教师行为规范的十项准则问题》中明确禁止中小学教师收受贿赂、有偿补课、体罚学生等“禁令”与“红条”。这些行为准则和禁令从外在规约上明确了师德的底线行为规范和发展要求。其二，教师须追寻更高境界的“崇高”师德修炼，即回归教师生命本真的内在德性培育。麦金太尔认为，德性是一种优良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师德修炼的最高境界在于引导教师从社会道德规范转向自身德性需求，强化以爱、责任、幸福为导向的自主修为，实现以个体生命自觉为导向的师德内化状态。简言之，师德教育是以“崇高”的师德为指引，以“底线”的社会法律要求为约束，更新教师道德观念、改善教师道德行为、涵养教师精神品质，实现“底线”要求和“高线”需求的平衡，自觉自愿开展教书育人的行为。
AI 智能时代更迭了教育的组织结构、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为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的培育提供了新的挑战与契机。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教师的角色定位、知能结构、师生关系、教学方式均发生了新变化，同时也拓展了师德教育的内涵，即教师如何在庞杂的智能信息环境中端正自身角色和更新师德观念；教师作为“数字原住居民”如何承受智能时代专业师德能力的要求；教师又该如何面临“师、生、机”组成的新教育文化生态带来的危机，等等。可以说，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师德教育不仅要求教师承袭“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等公共道德规范的教育重任，更要加强 AI 时代教师个体及教师在周遭的文化生态中的职业道德观念、师德能力、师德精神等层面的专业修炼；提高学科整合、信息洞察、人机协作等专业师能；涵养终身学习、扎根实践、勇于创新的师德精神，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的信念内化和行为自觉化，践行“知行合一”的师德实践。
（一）培育“教育爱、责任、智慧”等多重意蕴的师德观
师德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制约着教师外化的职业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人工智能时代处于大数据裂变期，伴随着多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交织、冲突及碰撞，教师的职业道德认知、情感和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为凸显技术时代多元价值的融合和育人本质特性，培养“教育爱、责任、智慧”等多重意蕴的价值观成为师德教育的核心内涵。其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观应包含教育爱的意蕴，以“爱”为动力之源，促进教师自觉意愿的形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教师置身于“技术犹如上帝的时代”，教育爱成为教师在技术裹挟下发挥主体性优势的情感支柱。是以，AI 时代的教育爱是教师在“人-机”教育环境中逐渐孕育的对学生、对自身、对职业的美善之根，其意蕴在于培育教师的“爱心”，使其在技术场域中形成对鲜活生命姿态的尊重、理解以及接纳意识。其次，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观还蕴含着教师责任和使命意蕴，以责任心来强化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身份建构。教师的职业责任感是教师在内心信念和伦理责任感的推动下，自觉履行职责与使命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大数据时期，教师的责任是培养面向未来多元智能发展的人才，因此教师需明确其在技术场域中的角色和伦理职责，培育敬业、勤业、精业的责任意识和信念，不断更新自身的智能结构，提高学生的素质和修养。其三，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观是一种暗含理性超越的价值判断，是充满智慧意蕴的一种认知与理解。在数字化教育环境中，教师作为其中关键的信息输入与输出者，其辨别周遭是非、好坏、善恶的师德价值观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师德教育应彰显教师的智慧理性之维，以积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教师的“智慧心”培育，秉持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处理教学实践中的伦理困境。简言之，智能时代的师德教育须从教师的理念和职业价值观出发，培养教师的爱心、责任心和智慧心，由内激发教师自觉修炼的意愿，主动走向师德实践。
（二）提高“学科整合、信息洞察、人机协作”等专业师能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加快，师德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职业道德，更是一种专业道德。师德的专业特性要求教师协调好道德情感层面的“爱”与道德理性层面的“智”之间的平衡，即教师非但要懂得爱学生，更要掌握如何去爱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以借助拥有程序化思维的智能机器，如人工智能导学系统、AR\VR 仿真技术、智慧化课堂等，以专业化的模式培育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能力。这也要求教师掌握学科整合、信息洞察、人机协作等专业师能，实现严谨治学。第一，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深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师德教育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素养和能力，于学科融合课堂中施德育心。部分学校在开展 STEAM 课程的实践探索中，利用传感器、可视化图谱、Scratch 可视化编程软件、3D建模等技术工具整合各学科中交叉、重叠的知识点，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模式创新无疑对教师的跨学科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师须提升培育学生德、智、体、美、劳等五育融合的师能。第二，教师敏锐的信息洞察能力亦是师德实践中重要的专业师能之一。在从事教学劳动过程中，教师的信息洞察能力不单是对外在知识型信息的伦理监控和遴选，更是对学生输出信息进行精准判断、分析、反馈的能力。这种洞察能力能够弥补智能机器的弱势，及时观察判断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状态和情感体验等，做出适宜的道德选择、判断以及道德行为艺术，引导学生塑造“真、善、美”的品格素养。第三，高超智能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扩大了教师与机器协作能力的学习需求。智能技术的介入要求教师学会与智能机器共存共助，掌握人机合作的策略和方法，以协作的方式处理道德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不仅要实现教师“心”的培育，更要实现教师“脑与手脚”的锻炼，优化 AI 时代教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师德能力，以科学、系统、高效的专业维度去爱学生、育学生，使师德施之有“道”。
（三）涵养终身学习、扎根实践、勇于创新等师德精神
师德精神彰显着学校文化精髓，其以特有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将学校发展理念融铸于校园教育教学中，体现于教师的伟大师德实践中。AI 时代的师德教育在树立师德观、锻炼师德能力的同时，还要在文化场域中涵养师德精神，依靠师德精神的凝聚力实现师德的他律走向自律。高效的智能时代解放了教师的重复性劳动，实现了教师作为“自由人”的外在压力解缚，去追求更高境界的师德精神的修炼。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精神在秉持传统“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等师德精神以外，还要以教师个体生命自觉为导向，以幸福感和情怀为动力，主动修炼终身学习、扎根实践、勇于创新等时代师德精神。其一，由于智能时代的知识内容结构更新较快，涵养教师终身学习的职业精神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教育突破了传统物理时空上的“教化—被教化”的常态壁垒，重新整合教师教育体系孤立的各要素，形成师德教育研修的“泛在化”模式。泛在化环境以开放、共享的形式传递伦理信息，也要求教师具备终身学习的精神和情怀，随时随地在交互的信息环境中汲取自身需求的师德养料，更新知识结构，储蓄较高的学识来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二，师德不是无水之源，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在虚拟和现实交织的网络学习空间，师德教育更应该扎根于实践场域，培养教师扎根实践的职业精神，促进师德内化。其三，人工智能教育呈现出自动化、智能化、高效率等特征，教师在其协助下将免于从事机械的重复性劳动，投入富有创造性、思维性的教学劳动之中。AI时代的自动化学业评价、个性化智能辅助、情感测评系统、人机智能交互等高端技术的应用，解放了教师的重复性劳动，同时对教师的创新精神提出了要求，即引导教师创新理念、方式与行为等。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更应在文化场域中涵养师德之“气”，以饱满的时代精神气质去迎接其实践困难。
概言之，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教育是引导教师明晰 AI 智能机器介入教育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化，以积极、乐观、接纳的心态摆正师德价值观念与角色，更新专业师能，涵养师德精神，在明师理、习师术、养师气的过程中指引教师从“底线”行为规范自觉走向“高线”道德品性涵养。
二、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的现实困境
当前，人工智能与师德教育的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教师职业道德的培育过程亦面临着认知与实践层面的现实困境：师德培育的主体角色“迷失”，师德内化的客体内容“空泛”，师德涵养的关系文化“消解”，师德考核的评价模式“量化”等，导致 AI 时代师德教育的实际开展状况不佳，收效甚微。
（一）师德培育的主体角色“迷失”
人工智能介入教育的过程必然涉及技术与人的“奇点”，在遭受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下，教师主体性也容易受到智能技术的遮蔽，造成师德培育的主体角色“迷失”。一方面，教师自身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迷失，即教师本体的道德需求和价值共识在数据化的侵蚀下发生异化。AI 时代，教师角色存在主体性被智能性取代、“教书匠”角色被个性化程序算法替代、“因材施教”角色被精准智能系统优化等困境。教师主体角色的边缘化，使师德观简化为教师被迫谋生的职业规约或空谈的口号，而非基于教师自身道德需求形成的主体追求。教师的道德价值共识也在“单向度”的技术本位倾向中逐渐淡化，以爱、责任、关怀、宽容、正义等美德为价值标准的师德理念变成了一种外在的负担与枷锁，师德教育成为客观性和外部性的规约。久而久之，教师应付着做好领导交付的分内之事，其主体责任感与师德发展的自主权也逐渐消弭。另一方面，教师作为育人主体的角色迷失，其对智能技术的功利性依赖背离了教师行为背后折射的伦理意义和价值观取向。师德教育的逻辑起点与落脚点在于生德的培育，以师之德育生之德。教师应向学生传递爱、温度、情感与价值观，激发学生生命自由发展的潜能，凸显其与冰冷的智能机器的差异。而当前导学助手、虚拟机器和数据系统等智能化方式带来了“数字鸿沟”“算法歧视”“偏应试化”等教育伦理困境，部分教师片面地追求功利化的技术导向，未考量技术误用对学生身心发展造成的伦理伤害，遏制了学生向善的美好追寻，其育人的主体性价值在“人与机”的错位中逐渐迷失。
（二）师德内化的客体内容“空泛”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价值观念、专业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需求的提升，驱动着师德教育客体内容的持续调整与变化。目前，中小学师德教育的内容输送多以培训的形式展开，AI 智能的新技术、新工具也为师德培训样态提供了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的技术资源支持，但是师德培训的效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首先，AI 智能与师德培训的融合仍处于初级阶段，人工智能教育的个性化、私人定制化属性特点还未适应和满足师德建设的特点与发展需求，师德教育内容依然呈现趋同化。学校现有的师德培训内容主要遵循着自上而下的规范要求，很少利用人工智能个性化教学、定制化等优势为教师个体需求设计专属系统化的师德教育内容类别。有研究通过对 2017 年“师德国培”学员的调查，发现师德培训的课程内容具有拼盘式的特点，欠缺系统完善，且培训内容很少与信息技术结合。这种缺乏整体系统化的培训模式忽视了不同道德学习阶段的教师道德认知、价值观和师能水平存在的差异，导致师德教育内容较为空泛，缺乏针对性。其次，人工智能时代具有数据集成与资源共享等重要特征，数据化师德资源的快速查找、收集、获得使得学校师德教育资源的遴选变得随意，脱离教师师德实践需求，如人机伦理决策能力、跨学科设计知识能力、技术软件运用能力等。部分学校师德培训的课件随意从互联网上搬用，师德教育的内容脱离教师的德行实践，变成灌输式的一般性知识教育。教师内化的道德知识客体脱离实际和时代需求，教师的道德行为也会发生偏离，知与行的长期疏离便会造成教师道德“失范”行为。是以，AI 时代的师德培训内容如何结合学校实践，根据不同教师的道德学习阶段的差异性和时代需求，为其定制、输送个性化的师德培训内容是一大难题。
（三）师德涵养的关系文化“消解”
技术与文化向来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技术突破了工具的狭隘用途，也改变了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技术对文化的变革主要是“产生人”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智能技术的介入改变了学校教育文化体系中“人”的关系建构，以“人、机、物”三者构建的新型关系影响着师德涵养的文化生态。现如今，媒体报道的关于教师“体罚”“嘲讽”“谩骂”和“歧视”等教师道德失范行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教师所处的文化生态遭受侵蚀。相比于传统教育，智能时代教育的数字化空间和虚拟空间让在分置于网络两端的陌生的师生之间难以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联。效率至上的技术理性与情感体验互动的缺乏正逐渐消解着师生的关系文化，教师退居到“个人主义”阵地，对学生的爱与包容也逐渐消匿。同时，追求智能技术效率、功利化价值导向的畸形文化也使得教师群体的师德文化懈怠、管理者对教师关怀不足、社会人员对教师职业的误解，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功利化和数据化的技术理性带来的关系文化的危机，并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
（四）师德考核的评价模式“量化”
师德考核是衡量师德教育效果的方式，健全积极导向的师德考核评价模式是激发教师德性修炼的外在动力，是推动师德教育良性循环发展的关键。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扎根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惯用将理论概念化作变量来处理。这也驱使了人们以科学的规范和量化的认知范式评价师德教育的成效。比如，有的学校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推出 Credit SPMS智能绩效考核管理系统，对师德进行量化评价；还有些学校利用人工智能时代的精准计算机系统对师德进行量化的指标考核，并将考核成绩纳入绩效考核之中，每违反一项则被相应扣分。这种依托系统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大数据评价模式有利于捕捉和收集师德教育过程中的外显信息数据，却容易引发师德的本体异化，忽视了对教师道德目的的考量。其一，简单的师德量化评价指标凸显了科技理性，忽视了崇高师德培育的质的需求。“唯数据”的科学主义评价范式简单地将教师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能力、道德精神等复杂内隐要素的衡量等同于外显的道德行为测评，以师爱和师责为核心的崇高师德观物化为技术理性的附庸，破坏了教师作为完整的人的价值尺度及伦理向度。其二，整齐同一的量化标准忽视了不同教师道德学习阶段的差异，磨灭了教师个体师德修炼的热情与情怀。就处于不同道德学习阶段的教师，如中小学新任教师、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教师、名师等，其道德认知和师德践行能力的基线水平就存有极大的差异。而整齐划一的量化标准无疑违背了师德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导致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价值僭越了目的性价值。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师德教育的突围路径
（一）树立“协同式”大教育观，明确师德教育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人们按自行的价值观念对不同目标所作出行为方向的选择，即从主体价值观念和需求的角度判断行为的好坏并作出适宜的选择。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也存在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取向，即在“人-机”交互的复杂教育环境中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好老师”。“好老师”的核心内涵就在于教师能否在AI时代判断其行为的“应当”与“不应当”，把握好教书育人中的德性与智慧双重尺度，进而作出合理的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人工智能系统和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教师的劳动力，但终究无法替代教师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形成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以及采取的道德行为等，教育技术的不当使用甚至会导致师生行为的异化，产生教育伦理困境。因此，人工智能在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赋能的同时，应着重突出教育技术背后“人”作为教育主体的道德判断与价值诉求，树立人机“协同式”教育观，协调好教师、学生、智能机器、环境之间的伦理生态位。
余胜泉认为，未来将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教师共同协作的时代。AI 时代的师德教育是教师作为“自由人”和机器作为“虚拟教师”之间的“协同式”发展，须以“师德教育的价值取向”考量“教育技术”，坚守住师德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变与不变。一方面，教师要坚守住师德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变”的实践初心，激发师爱与师责的本能，以教施德，以德育德。师德教育是对教师道德价值观的引导和品格的塑造，其最终价值取向是旨在顺应学习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学生道德认知、道德规范和道德素养等。在庞杂的智能化空间里，教师唯有守住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等职业道德品质，保持对学生的教育爱、责任与智慧，才能将崇高师德真正转化为实践素养。另一方面，教师须厘清智能时代师德教育之“变”，即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师德教育内容、形式、资源、环境等呈现出的新样态。这也意味着师德教育的旧方法与形式需要得到更新与转变，基于“人机协同”的大教育观指导下可以助力科学化的师德教育决策，以互联网思维催生师德育人价值功能，提高教师职业道德劳动实践的教学智慧。在智能技术的协助下，教师不断地提高设计能力、育德能力、信息素养等师能，实现师能与师爱的完美结合，以更加专业、科学的方式促进教育对象的智慧形成、情感养成、思维发展等。
总之，新兴技术时代应树立人机协同的教育模式，明确师德教育价值取向，坚守住师德教育变与不变的精准定位，回归德性修炼的自觉化，把握好师德教育的未来发展愿景。
（二）立足“智慧型”校本实践，统整师德教育课程内容
学校在职教师的师德教育实践普遍存在目标认知的偏差性，以师德培训形式展开的课程内容也多为学习法律法规和社会规约上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共性要求，如爱国守法、爱岗敬业等抽象化的硬性规范要求。宏观、空泛、笼统的师德教育内容不仅脱离了教师德性培育的生活实践和 AI 时代的发展，而且忽视了不同教师道德素养能力提升的发展空间，影响教师道德内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定制化的特点恰好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学校应把握住智能特性和优势，立足于智慧型的校本实践，对校本化的师德教育课程内容进行多元性与融通性的整合。
檀传宝教授指出，不同生涯阶段或专业发展水平的教师，师德水平与需求并不相同，师德教育应当有不同的建设重点。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内容需要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和道德需求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为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教师提供个性化的道德学习内容和资源推送。“智慧型”校本实践可以为师德教育课程内容的统整创设信息技术语境，以开放、融合、分享的大数据为信息链，针对教师道德学习需求、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等 ，统整拼盘式的师德教育课程，培育学习者独特的价值智慧、理性智慧和实践智慧。首先，依托人工智能系统和云计算等调查、统计和分析处于不同道德发展阶段的教师情况和需求，为师德教育内容的精准分层提供数据支持。例如，基于《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师德修养）》研制的若干层级指标和研修主题展开互联网数据调查，分析不同年龄阶段、职称、学历的教师对师德教育内容和研修主题的期望与诉求，并结合大数据信息链记录教师日常互联网教学实施情况，对教师需求的道德认知与能力做出精准的判断。其次，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教师差异化道德需求，分类、分科、分层地制定师德教育目标和培养计划，初步构建师德培训内容与框架。在这一过程中，须贯彻以不变的师德教育“爱”与“责任”为统领，研制符合不同教龄和专业程度的教师（新任教师、普通教师、专业教师、骨干教师）道德需求的师德培训内容方案。比如，新任教师更加侧重于师德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培训，关注岗位要求和教学任务的完成度，而有经验的教师则更加侧重专业道德的培训和师德精神修炼。再次，智能数据库以及甄别系统便于有机整合零散的师德知识碎片，为校本化师德课程提供精细、专业、系统的内容供给体系。学校可以通过对横向与纵向课程、实践性和理论性课程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师职业道德课、师德文化课程）中蕴含的师德要素进行有机融合，以项目或专题形式自主开发和细化师德课程内容，并通过慕课 MOOC、精品课堂等信息化平台为教师动态推送个性化课程资源，提高教师的师德能力，涵养师德精神。总之，学校要依托学校区域特色和教师特点，在“智慧型”的校本信息语境中统整师德培训课程的内容，不断自主探究和创新，追求崇高的师德修养和品格。
（三）建构“关怀型”文化，重塑师德涵养的文化生态
教师德性的提升与发展需要在其所处的文化场域中展开。若教师德性的价值取向与现代文化的价值精神相契合，则有助于提升教师德性的文化品质；反之则滞后于文化发展的要求。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文化在数据洞穴和生命离场的教育生态中逐渐衰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建构在机器的介入下缺失了爱、情感与关怀，师德涵养的文化源头枯竭。因此，智能教育时代如何观照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重塑师德涵养的文化生态是师德内化的自主动力。
诺丁斯认为“关怀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最基本的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或接触”。关怀文化可以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与人”“人与机”之间的新型文化关系，生命个体只有在关怀与被关怀的关系向度里，才能滋生美德的爱、责任和智慧之根。智能时代须超越技术理性，在师德师风建设中构建师生、师师、人机之间的“关怀型”文化，重塑学校师德教育的文化生态，于文化场域中涵养师德精神，促进师德文化实践的生成。其一，构建“关怀型”师生文化，在“学科育德”的课堂文化生态中涵养师德精神。信息大数据、智能系统瓦解了传统教师“权威知识”的威慑性，教师与学生可以处于平等对话的民主姿态，师生关系不单是知识的“输入-输出”过程，更是转向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思维碰撞、智慧生长的关系建构。教师作为关怀者，其看重的是学生与自己的关系会对学生的道德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构筑关怀的伦理空间，借助智能设备创设师、生、机协作的智慧课堂，利用交互式触控技术的高感知、高交互特点强化师生、生生之间的情感互动与体验，在学科教学中渗透育人教化功能。课堂场域作为师德观、师德能力、师德精神培育的文化场域，能够在道德实践中加深教师专业道德的认知、培养道德敏锐度以及反思道德行为，打造人机共生的课堂文化，在和谐民主、交流互动、思维碰撞的师生文化实践中积淀、践行师德素养。其二，构建“关怀型”师师文化，在“师德学习共同体”文化生态中凝聚师德力量。师德建设旨在促进教师群体而非部分个体的师德建设为目标，培养出明师理、重师德、习师术的学校教师队伍。互联网场域将不同教学信条、价值理念、个性风格的各学校的教师群体以组织群体的方式结合，即利用诸如网络名师工作室、远程同步课堂、技术支持的教师工作坊等优质师德学习平台促进同侪之间的学习、激励与欣赏，抑或是利用分布式 VR 虚拟空间加强教师研修共同体的真实感知与情感互动，体悟模范教师、典范教师形成的群体文化，让教师在群体文化氛围中形成师德的价值共识、习得专业的师能师术、涵养持之以恒的师德精神。其三，教师作为被关怀者，还要构建与校长、管理者、家长、社会人员等之间关怀的文化关系，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一方面，学校要合理使用智能技术的监管手段，为教师制定合理的制度文化，在公正、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制度下保证教师的伦理关怀；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服务，以“对话、沟通、鼓励”等形式实现学校、社会等各层面人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其对教师职业道德劳动的认同与理解。
（四）健全“分层式”管理，优化师德考核评价机制
师德教育的有效落实需要持续的管理评价机制，从而确保师德教育的科学性。人工智能时代的量化师德评价范式虽然简化了师德评价中繁琐的统计、计算、分析数据的问题，却难以全面衡量作为人的复杂精神系统的师德。为了不落入技术工具理性的窠臼，AI 时代学校须健全“分层式”管理，从多元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标准、多元评价形式等层面实施智能化管理，优化多元师德考核评价机制，对教师的师德认知、师德信念、师德能力、师德情感等进行全面考量，激励每个教师实现师德修炼的自觉化和增值发展。
首先，从评价主体上来看，师德管理必须加强“学校-社会-课堂”等各方的协同联动，协调好多场域中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职权分工。师德具有社会属性，师德教育的落实必须深入到教育场域乃至非教育领域，协同好教师自身、教师群体、家长、社会专业人员、虚拟教师等主体的合作与管理。而智能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搭建多元评价主体之间的联结，明确不同评价主体的职责分工，为不同评价主体赋予科学的权重比例，借助智能大数据将各领域的主体评价数据进行统计整合等，从而实现“分层式”的民主测评。其次，针为不同道德学习阶段的教师制定多元的评价标准，尊重教师差异化发展的权利。研究发现，低年级教师和高年级教师的育人责任感具有明显的差距，而中小学新任教师和中年骨干教师的师德观和对爱的理解也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评价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而是要考量教师的道德水平学情，为不同教师设计不同维度、尺度和程度的师德评价方案，实施相应的奖惩机制，给予中小学教师适宜的生长空间。最后，以多种评价方式对师德考核实行公正、综合的评价。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师德教育的评价方式须利用形成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积极探索师德水平的增值评价。一方面，依托新技术的程序化思维，综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方式分阶段地评价教师师德水平。如利用大数据系统记录下师德培训过程中教与学的详细道德行为数据，以互联网思维分析探究教师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抑或是利用智能技术精准地刻画和分析教师课堂教学和培训实时状态，考察不同教师个体师德培育前后的动态学习、反思和完善的渐进过程，推进原先以“绩效考核、职称晋级”等结果性评价范式转向综合性评价范式。另一方面，依托信息系统推行质与量结合的师德评价方式。学校要为教师建立师德考核的数据库和实时记录的档案袋，深入教师课堂实践和师德实践场地，对师生的常态道德动态行为数据进行量与质的深入分析，挖掘其行为背后隐含的内在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德思维、道德能力等前后变化，为定性与定量的师德评价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简言之，“分层式”的师德管理要以智能化信息管理为辅助，以质、量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建立相应的考核措施和监督措施等，优化师德教育评价机制，端平师德评价的戒尺。
（来源：《当代教育科学》2021年第5期）
